近几年，欧洲主要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团特别欣赏具有鲜明话语风格的短片，比如柏林电影节2021年的《下午过去了一半》（导演：张大磊）以及戛纳 2022 年的《海边升起一座悬崖》（导演：陳劍瑩）。2025 年的洛迦诺电影节短片竞赛（Golden Pardino – Pardi di Domani）评委团——Jihan El Tahri、Lemohang Mosese 和 Sara Serraiocco——选择了杨名导演的美中合拍项目《鬣狗》。在洛迦诺，观众称赞了这部短片的视觉语言和大规模的制作。如果说有哪一部短片的形式可以被形容为“大片”，《鬣狗》肯定是一个例子。短片的本质不就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探索新的叙事方式，并让电影制作人摆脱市场的束缚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吗？我开始问自己，为什么在当下的电影环境里，像《鬣狗》的一部短片有如此大的成本、如此多的群众演员。在洛迦诺，我有机会与杨名、摄影师，以及制片人邓煜曈讨论《鬣狗》的制作过程和项目背后的故事。
Maja：我们可以从你自己的故事开始。因为在介绍电影的手册你有提到，你到18岁都住在寺庙里。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教育过程呢？
Altay（杨名）：我比较坎坷，我小时候在内蒙古，过着标准少数民族式的生活，爸妈对我的学习并没抱太大期望。由于喜欢画画，我考到了北京，算是从草原搬到了城市。高中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学，大学去了北京电影学院。我的学习过程中，环境比较鼓励我去释放个性、随意穿衣打扮、留长发，老师也来自世界各地。学校有一个电影社，一个club，胡英海，也就是HYENA的联合导演，是第一届社长，带我一起拍电影。我高一，他高二。第二年我接任社长，我们就继续拍。学校特别支持我们拍电影。
我在高中时拍了一个45分钟的短片，还在电影院放映，我记得当时我的海报贴在《速度与激情》的旁边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自己的片子，我去做DCP，调放映机，感受观众的反应。从那时起，我做电影就一直想着“大屏幕”的感受。
Maja：当然。而且你在电影里很多场景都挺“西方”的，比如那个城堡。
Altay：对。我从小学画画，学了十年，从油画到雕塑，全是西方艺术体系的内容。我能背出所有流派：文艺复兴、巴洛克、洛可可……我的专业就是西方绘画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古典绘画特别理性、严谨，很适合我片子里的主题——“狂热（frenzy）”。我一开始可以不用画室做场景，但我觉得画室里那种古典理性的氛围，能更好地衬托人的疯狂。
Maja：那你觉得，这种狂热在别的环境里也会出现吗？它是不是和西方艺术特别相关？
Altay：对，我在做片子时也想过。我让美术帮我找的所有画都和“群体”有关，比如杰利柯（Géricault）的《梅杜萨之筏》（Le Radeau de la Méduse）。那幅画讲一群人漂流到最后互相残食。西方绘画里从中世纪到19世纪都有很多关于“群体疯狂”“群众力量”的图像。
在宿舍里我们挂的是德拉克洛瓦（Delacroix）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（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）——那也是群体的象征。我用这些画并不是要观众直接读出含义，而是因为西方绘画里确实有大量关于“狂热”和“群体”的思考。
Maja：明白。
Altay：另外，我的背景也影响我。我妈妈是蒙古族，我爸爸是汉族。我小时候在蒙古族部落长大，唱歌跳舞，像游牧民族那样生活。后来进入城市才逐渐学习中国文化。我做电影时，很多人说我作品比较“世界性”，我想可能是我在做更“人性”的主题，比如人性中的疯狂、本能、愤怒。我上一部片也是拍这种人性里动物性的愤怒。这种东西属于所有人，不分国界。
Maja：这部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吗？
Altay：对，那个“城堡”其实是北京郊区一个停用的赌场，我们租下来改造的。我小时候上课的画室原本只是个别墅，但我那时很小，觉得它巨大得像逃不出的城堡。长大再回去看，才发现其实很小。所以我选择把片子放在一个更宏大的“城堡”空间里，象征那种封闭与恐惧。
Maja：而且雕塑也很有压迫感。
Altay：我们特意选了黑白。彩色会显得没那么可怕。黑白让石膏像“人脸”一样，当它们被打碎，就更让人不安。整个空间被这些人脸盯着，就会产生恐惧。我上一部其实是拍蒙古的故事。那部片是在瑞士Freiburg拿了短片最高奖，他们给了我很多资金，这才让我拍了这一部（笑）。我感觉瑞士挺喜欢我。
Maja：那这次在这里，观众的反馈怎么样？
Altay：目前很好！在party上大家都来祝贺我。放映后我都会留下来和观众聊天。很多观众说他们喜欢这个片子，因为“好看，不会想睡觉”，但也“不至于太深刻”——我觉得这是夸奖（笑）。他们觉得看完有思考，但不会太沉重。
我其实想让片子更“好看一点”，甚至带点 commercial 的方向。观众缘很好，但评委缘我就不知道了（笑）。
有观众身体不适中途离场，我猜是因为音量太大。中国影院的音量本来就比欧洲大很多，我想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冲击。
Maja：是的，确实音量习惯不同。那我还想问关于90这个角色。看他时我会想到日本漫画里的角色。为什么让他是全白色、白头发的形象？
Altay：我想90是“无性”的。片子里其他男孩都特别有男性特征，而九十像一个无性的存在。我发现小男孩聚在一起时，特别爱谈性别。如果你缺少“男性特征”，就会被孤立或霸凌。大家会用性别相关的脏话，展示“man”的感觉。
我演的那个角色，是带头的那种“big dick vibe”。我其实想讨论这种“男性狂热”。拍完我甚至担心观众会“厌男”。但如果全是女生，也会有类似的暴力，所以这和男女关系不大。
我觉得男孩有自己的一套system，像狼群一样。在十五六岁这种原始阶段，他们渴望力量，还处在动物性的状态。
Maja：那你觉得，这是不是他们考不上好成绩的原因？九十被霸凌是因为他成绩好。
Altay：是，其实在真实生活里，最让我难过的是——现实中90画得很好，但没考上；而带头霸凌他的人反而考得很好。那些人其实很聪明，会观察、会站队。
大师（Master）最惨，他其实有几次选择机会，但都错过了timing。一位瑞士观众看完片子说：“大师一点都不可怜，因为他每次都错过时机。” 我觉得这个评论很残酷但现实。
Maja：对，这样悲剧就产生了。那我也想问一个制作层面的：对你们来说，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在拍摄或剪辑的过程中？
胡英海：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关于九十为什么他全身是白色的。其实最初我们想到的就是要让九十穿白衣服、染白头发。其实是因为最后他被绑在那个大笼子上，而开场时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雕像是“被俘的奴隶”。我们要做的是让被绑的九十和“被俘的奴隶”之间产生某种关系。其实“纯白色的人”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纯净的人，但他在一个狂躁、甚至肮脏的环境里，是不被接纳的。其实这也是一种隐喻：他不只是讲中国的事，也可以包含所有世界的历史。比如我们为什么要砸那些雕像，像伏尔泰（Voltaire）这些石膏像，都是欧洲著名的历史人物、象征理性光辉与智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，但他们都被砸碎了。
所以九十象征的是一个最纯粹、最纯洁无瑕的人，但当他面对一群狂热的人时，他就会被击碎。这种事件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西方历史中都屡见不鲜——关于一个纯洁的人如何在疯狂的环境中无法生存并被排斥的状态。
所以白色是出于这个考虑。我们在布置场景时也加入了很多石膏像——其实中国画室里不会有那么多石膏像，但我们故意买了非常多，把房间堆满。所有石膏像都是历史人物，是理性和智慧的象征，他们“看着我们”，但又离我们很远。我们让这些像摆满整个空间，再把它们砸碎。这是刚才那个问题的补充。
Altay：制作方面——虽然这是一个high budget的片子，很贵，但我觉得这不难，因为我受到了很多电影节的支持，他们给了我很多钱。最难的部分其实是我自己又演又导。
你看到我在里面是演员，又是导演。最难的是平衡。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想到它我会非常情绪化。这个片子也要做得很emotional，但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又需要绝对理性来控制。光平衡这一点就已经很难了。
在现场，我没办法立刻从感性变理性。演完之后立马变导演状态也不行。虽然最后很多镜头没用，但我需要时间去调整回来。
到了后期问题更明显，因为我不能确定我是否真的从这件事里走出来。一个导演要把自己的真实经历拍好，必须已经看透它。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“get over”。所以脑子里有各种noise，又怕自己做不好——毕竟那么多人帮我、那么多钱。
当时我以为我失败了。所有问题都聚在一起，我只能坐在剪辑房里哭。我就觉得：不就是一个小短片吗，怎么这么难？觉得自己没演好、没导演好、搞砸了。后来我每天给自己写小日记，关于片子的想法，最后写了四万字。每天记录调整思路，最后团队也来帮忙。对我来说，最困难的就是平衡和掌控整个体量。这个片子的体量是我从未 handle过的，压力特别大，尤其是群戏——好几组人同时表演。第一部短片还很聪明，就两个人对话，很轻松。这次却是复杂调度、多人群戏，非常疲惫。我们拍的时候每天拍二十多个小时，只睡四小时。
胡英海：不过在现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。尤其到夜戏，大家后半夜特别困，群众演员容易松懈。国内很多群众演员都是做行活的，不是专业演员，只是来挣五十块钱的。
所以调动他们的情绪很难，但Altay做得非常好——他自己演孩子王，又在调动大家的情绪。为了让所有人都疯狂，他自己要先疯狂。尤其到后半夜，他能把所有人带进癫狂状态。群众演员、工作人员都特别愿意配合。很多表演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。
Altay：而且有些表演我们用了体验派的方法。比如Master角色，他后来跟我说他觉得我在片场“霸凌”他。他觉得我太苛刻，但其实我是故意让他体验被孤立的感觉。因为他本人是个“老好人”，从来没被孤立过，演不出那种状态。
我小时候被霸凌过，知道那种感受，所以我让大家别和他说话，让他体会那种孤立。他真的开始觉得我们不理他，结果演得特别好。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但他现在还笑着说我当年“欺负”他。
我觉得这些表演都非常真实的状态。我们拍的时候演员提前一周进组，在那个画室生活。那地方真的成了一个画室，每天大家就那样生活。
而最讽刺的是，当年欺负我的人，现在真的开了一家画室，成了老板。当时他还想投资我，不知道我这片子讲的就是他（笑）。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还特别热情：“哎呀兄弟，好久不见！”但他真的没意识到他当年在霸凌我。他觉得那只是“闹着玩”。我特别震惊，也觉得很心碎。但这也让我意识到——很多霸凌者根本没有“霸凌意识”。
其实我后来又遇到很多暴力事件。拍这片子两个月前，我还被同学揍了。当时我有两个剧本，一个爱情片、一个是现在的HYENA。我本来要拍爱情片，是很 commercial 的项目、还有大公司准备投的，但那次被揍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我就决定拍HYENA。
Edyta（邓煜曈）：我喜欢奉俊昊那种，在 commercial 和 arthouse 之间找到平衡的方式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
Maja：那你们现在准备新的项目吗？
Altay：当然，我们现在有两部在筹备。一部是我的第一部短片的长片版，是蒙古族的故事——父亲绑架儿子去山上出家当和尚。
Edyta：这是个关于身份认同（identity）的故事，想拍成法中合拍片，一个跨国公路片。讲一个蒙古人生活在法国或纽约，面对 identity crisis 的故事。
Altay：里面会有蒙古宗教的象征、超自然元素（shamanism），我自己在庙里生活过，那种生命与死亡观让我震撼。因为我当时真的在庙里生活过，跟师父聊了很多。他带给我的震撼，不是那种表面的、形式上的东西——不是说你穿上袍子、把头剃掉就算修行了——而是那种真正走到内心深处的思维方式。你会被他对死亡、对生命的态度深深打动。那种态度和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完全不同。我当时就觉得，这个片子一定会让人震撼——因为它让你看到另一种生命的态度。其实蒙古人对生命的看法是非常独特的。比如蒙古人的葬礼方式——羊吃草，人吃羊，人死后被放在草原上让狼吃掉，生命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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